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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，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，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。

    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，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，都是在耍流氓。

    所以，托纳多雷用1美元，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。

    1980年11月5日，清晨六点半。

    清水湾片场食堂，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，抬起头看向谭咏麟。

    “谭先生，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，是因为‘受够了’？”

    意大利导演的手指，敲了敲桌面上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照片，“但我在想，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，留下来建设，是不是另一种反抗？”

    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。

    “留下来、建设？”

    “对！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，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，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。

    “我在罗马时，研究过新加坡。1965年它被迫独立时，李光耀在电视上哭着演讲。一个没有自然资源、连饮用水，都要靠邻国的岛国，被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用不太流利但清晰的英语继续说。

    “时至今日，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。那些南洋华人，没有选择回国打仗，而是在另一个地方，用另一种方式，修补出了一个新国家。”

    食堂里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连正在盛粥的张国荣，都停下了动作。

    “导演，您的意思是？”

    许鞍华从门口走进来，手里拿着刚到的传真。

    “我的意思是，《故土之心》不能只拍牺牲，还要拍另一种选择。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站起来，走到墙边那幅南洋地图前。

    “1938年，一部分南洋青年，选择回国抗日，这是李小龙式的‘用拳头打出一条路’。但还有一部分人，在战后选择了另一条路，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的、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家园。”

    他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：“这才是南洋华人，最震撼的‘修补’。不是修补旧屋，是平地起高楼；不是等待故国强大，是自己亲手建一个，能挺直腰杆的祖国。”

    赵鑫端着豆浆走进食堂，正好听到这段话。

    他站在原地，脑子里有什么东西“咔嚓”一声接通了。

    五年来，他一直在想“复兴港娱”，到底该怎样去复兴？

    是回到邵氏武侠的黄金时代？

    还是创造新的潮流？

    现在他明白了。

    复兴，不是回到过去某个完美的状态。

    时移事异，那种状态根本不存在。

    复兴是新加坡式的：

    承认伤疤，承认屈辱。

    承认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的牌子，曾真实存在过。

    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用一代人、两代人的拼命。

    建起一个让子孙后代，不用再看见那块牌子的地方。

    “导演。”

    赵鑫放下豆浆，“您想怎么拍这种‘修补’？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转过身，眼睛里有种猎人发现猎物时的亮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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